中国宗教研究工作坊
2019年6月17日，中国宗教研究工作坊第二期学术活动在西北大学顺利举行，此次活动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主办，以“长安宗教与中国宗教研究方法”为主题。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樊光春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吕建福教授、《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主编蓝希峰先生、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李林副研究员、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王雪梅教授应邀出席。西北政法大学彭瑞花副教授、讲师何叶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白冰博士、李永斌博士，西北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刘峰博士，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研究员曹振明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景天星博士，以及来自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哲学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相关专业博、硕士在校生等共四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研讨会由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李海波教授主持。
张志刚：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积二十余年的研究经验，认为基础理论需扎根历史，盛唐期间形成的长安宗教格局和传统，对反思和重建中国宗教学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深刻启发，并以《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为题，提出在反思和重建中国宗教研究理论和方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五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方法研究。中国宗教研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中得到启发以反思和重建中国宗教研究理论和方法。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立足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情，又要论从史出，用历史来说明宗教，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长安宗教。2.中国宗教的整体判断。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前景越发受学术界关注，目前亟待对其进行整体判断。政学教三界的思想认识在中国宗教的性质与作用上需达成基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3.中国宗教关系问题。中国自古便是一个能够容纳多宗教的国家，是有容乃大的盛唐气象。目前形成了五大宗教与多种少数民族宗教和大量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格局，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化，而这两者也是长安宗教的亮点，值得挖掘与思考。4.宗教与中国文化传统。在目前的中国宗教研究当中，学者基本就某种或某几种宗教单独探讨宗教问题，这在方法论上有所不足。中国文化具有悠久历史和自身特色，我们需要认识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及其价值理念，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对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定性中研究相关问题。5.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宗教中国化的提法并非政治要求，而是可以使我们重读世界宗教史、中国宗教史，特别是回到中国宗教史最初的、最华丽的开篇——长安宗教，使我们看到佛法是如何传入长安并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以史代论，论从史出，进而启发、推动对宗教中国化的反思。
（张志刚教授）
樊光春：从道教的起源看中国传统宗教的定义与存在模式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樊光春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从道教的起源看中国传统宗教的定义与存在模式》的演讲。樊光春研究员首先分享了中国道教协会目前的三大工作：一是组织编写道教教材，二是道教教义的现代建构，三是编写《中华续道藏》。随后，就早期中国宗教的存在形态以及道教的起源问题发表了看法。据张岂之先生《中国思想史》所言，中国思想的源头是宗教思想。而中国宗教的起源有个过程，结合考古发现梳理历史可知，人的观念从灵魂不死、万物有灵、祖先崇拜、鬼神祭祀，最后发展到上帝崇拜，在西周时已经完成；西周至东周有礼乐祭祀制度，并应用于国家政治；战国邹衍提出天命转移五德终始说，皇帝作为天子集国家行政首脑和宗教精神领袖于一身；秦始皇自称“真人”，此为道教专用名词；到汉初武帝时则有多处国家祭祀建筑，经考古发现有五帝祠、天齐祠。这说明起码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已经拥有完备形态的宗教了，如宗教经典、宗教观念、宗教场所、宗教信众、宗教实践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从长安宗教的历史中得到证明。至于道教的起源问题，因为清末、五四再到解放初这一历史时期内社会对道教性质的认知问题，加之受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影响，中国学者目前基本不承认道教在五斗米或太平道之前存在，而认为道教是受佛教的刺激而产生的。西方汉学家如马伯乐等则认为道教不是始于张道陵，而是老子。二者对于老子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引发了争议，前者认为老子虚无缥缈，为道教虚构的祖先，后者认为老子真实存在，道教源于老子。但论从史出，通过对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重新分析，以历史上道教的信仰者等群体为依据，可知道家和道教本为一体，从先秦老子到庄子，一直到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再到后来出现的方仙道，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樊光春研究员）
吕建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法论及其地位和意义
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法论及其地位和意义》的主题发言中，吕建福教授表明，重组中国宗教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课题。长安宗教研究是中国古代宗教研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涉及的三教关系能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对宗教论争中宗教的定位。古代的三教论争一直延续到现代，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儒教、其他宗教的论争新格局，而长安宗教或许能为现代宗教研究提供经验。在中国，宗教论争并非简单的宗教之争，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之争，而结合现在的宗教状况来看，其中甚至还涉及到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之争。因此，如何定义宗教，从何种角度研究宗教，站在何种立场研究宗教，便显得尤为重要。从中国的宗教研究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发展来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研究始于近代，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任继愈先生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提倡站在科学无神论的角度研究宗教，不仅要研究一般的历史、社会、文化，还要包括研究中国的现实宗教问题、当时的宗教理论与政策。这是一大创举。但80年代以后，宗教学研究理论多元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发生多样化解读，对宗教的定位出现了从意识形态到文化的转变，演变成了关于“鸦片论”的争论，同任继愈先生那个时代相比，出现方法论的偏差。再后来，西方宗教学流派盛行，研究者试图以西方宗教学理论囊括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但对于宗教现实问题如基督教家庭教会泛滥、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之下出现民族分裂思潮，学者却往往无能为力。在此基础上，吕建福教授认为学术界需要反思：在宗教研究中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发展有所认识，厘清人文情怀与宗教研究的边界，立足中国宗教的历史与国情，关注宗教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吕建福教授）
李利安：古代长安的宗教关系及其对中国宗教研究议题与方法的启示
在《古代长安的宗教关系及其对中国宗教研究议题与方法的启示》的主题发言中，李利安教授指出古今中外宗教关系都有巨大的不同。国外可分为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印度教世界三大宗教文化板块，其宗教关系表现为一体多元模式，即一个宗教占主体地位。但中国古代宗教关系则大有不同，为多元一体模式，即多种宗教互补呼应，共同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中华宗教文化体系。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东汉末后中国的文化关系依赖宗教关系支撑，开始多元并存，互补竞争，相互激发，圆融一体的历史进程，这一古代宗教关系格局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而长安作为中国诸多宗教的发源地、汇集地，是该格局的最初塑成与存在、发展的主要代表，研究长安宗教关系有利于反思中国宗教研究、重建中国宗教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李教授将古代长安的宗教关系大概分为四个类型：1.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之后和儒道两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可反映中国宗教里面的文化性以及文化性与人性需求之间的关系等问题。2.三夷教在盛唐长安获得巨大成功，但在社会发生巨裂变化的晚唐退出长安的宗教文化舞台。其中东方宗教所具有的圆融性或者开放性是否够在文化关系的内在机制之中接纳一神教的存在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具有潜在冲突的宗教文化之间如何寻找并存共荣的内在机制，更是外来宗教扎根中国的前提。3.伊斯兰教唐时传入中国，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并存模式。通过与特定人群、特定地域的双重锁定，伊斯兰教与主体宗教之间避免了面对面的直接碰撞，又通过信仰者尽可能与特定职业的第三重锁定，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领域避免与主体社会之间的争夺，使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个性极强的文化照样能在长安存在下来。面对宗教关系中潜在的碰撞与张力，如何寻找一种彼此相安无事，和乐共融，同处一片蓝天之下的智慧，是这种宗教并存模式给予的重要启示。4.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和儒释道三个主体性宗教之间的关系。其中所反映的高雅和通俗之间、上层和底层之间、学理的和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宗教研究不可避免的议题。古代长安宗教关系的历史提醒我们研究中国宗教时，要更多地关注宗教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宗教特性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宗教分工机制及其同人性需求的关系、宗教的地域特性及其同整体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宗教研究也必须在借鉴西方宗教学的同时，努力寻找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
（李利安教授）
李林：新时代的五教会通格局要管接下来的一千年——从长安出发
李林副研究员从五教格局、虚神系统、长安宗教三方面对《新时代的五教会通格局要管接下来的一千年——从长安出发》这一主题进行了阐发。从隋唐长安奠定的儒释道三教会通格局出发，围绕古代宗教在长安的发展，李林副研究员提出了新的五教格局，即儒、释、道、回（伊斯兰教）、耶（基督教）。并就三教会通格局进一步指出，夷夏之辨与敬王之争是外来宗教变成中国主体文化的一部分、多教会通局面形成过程中必须应对的两大问题。而宗教关系之所以能从三教相争走向三教会通的格局，在中国文化开放包容性的背后，有需要探讨的机制性问题的存在，这便是中国宗教中的虚神系统。通过与其他创世宗教相比可知，“虚神”通过人的主动参与，使人承担了在其他宗教里面神的设定所承担的一些功能，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盘古，其作为神话式的人物开天辟地，实则仍是人的形象。而天人一体、天人同构的虚神系统使得中国的宗教关系呈现出容纳多教，包容多教，乃至创生多教的特点，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人极（礼法化）的体现，彰显了人文性。在人极系统下，从三教到五教会通格局的代表性成果便是——长安宗教。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在社会功能上为人群提供不同的宗教产品。而外来宗教进入中国有两种模式1.佛教模式，成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一分子。2.回教模式，成功地为主流文化、主流社会所接纳，成为一个亚文化。回教锁定固定的人群、地点、功能，其社会作用在于沟通，在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的基础上又可称为回以治通。总体来看，三教会通的宗教格局在唐代的长安奠定，一直延续至今，而五教新格局与长安宗教的发展也密切联系，在新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立足长安从历史实际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
（李林主任）
王雪梅：区域还是整体？长安佛教研究的反思
王雪梅教授表示，长安佛教在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涉及长安佛教的研究虽然众多，却没有一部完整的、独立的长安佛教史，这一情况值得重视。因此，王雪梅教授以《区域还是整体？长安佛教研究的反思》为题，展开对长安佛教史撰写问题的若干思考。1.长安佛教概念的厘定问题。其中所反映的长安与西安所代表的地域变化与时代适用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2.视野问题。研究既要有中国的视野，更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在整体的世界佛教史中关注佛教中心的转移问题。3.长安佛教到底要彰显什么样的精神，又留下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启发我们的问题。而外来佛教文化在长安这个地域转化为中国佛教、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其中所反映出的外来宗教中国化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话题。4.长安佛教史要兼顾大历史和微观问题，兼容诠释在一定的空间发生的宗教空间的建构、转化等具体问题。5.完整的长安佛教史如何纵横呈现的阐释问题。从表面上看，长安佛教相对中国佛教、印度佛教和世界佛教来说是一个区域，是区域佛教史。但长安佛教实际上超越了地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佛教史，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其特征与本质同一般的区域佛教史有巨大的不同。为了构建长安佛教的整体研究，对上述问题必须多多考量。
（王雪梅教授）
学术总结
最后，李利安教授对学术研讨进行了总评和展望。他说，长安是古代世界三大宗教最早传入并扎根中国的地方，是中国宗教的发祥地、汇集地与创新地，通过对长安宗教的观察，可以推动反思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在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首先需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与丰富多彩的中国宗教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如张志刚教授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是将宗教的问题化为现实的社会问题，宗教的解释变成社会的解释，在社会的历史真实以及现实真实当中寻找宗教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如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正如吕建福教授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本质就在于科学无神论，对宗教神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在这些基本原理之下，如何面对宗教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具体而有效的宗教学研究方法，创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并在既科学规范又灵活有效的方法的指导下，理解中国宗教的历史与当今形势，对相关问题作出公允而准确的解读，以此为整个国家制定更加完备的宗教政策提供学术支撑，这是摆在中国宗教学所有学者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关于长安宗教的关系，尤其是长安多种宗教的会通性问题，李利安教授说，本次工作坊上学者们一致肯定长安宗教的这种包容共存特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性的支撑，长安这个地方的宗教是“长安”的，从长安出发，未来的中国宗教也应该是“长安”的。长久安泰，这是一个不变的期待，不但是所有宗教的期待，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期待。而要展现新的未来，在中国宗教关系研究甚至是整个中国宗教研究中，我们仍需从长安宗教中汲取经验，尤其是借鉴从长安发端的多教并存格局，以传统的人极为基点，在新时代新气象中展现新的多教多元共存的新风采。关于长安佛教，李利安教授自从1986年参加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以来就持续关注这个学术领域，并相继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及长安佛教经典整理与阐释的专著，主编出版了与长安佛教直接相关的《终南山文化丛书》与《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丛书》。近年来，随着玄奘研究院的成立及相关研究力量的不断整合，正在计划组织力量撰写多卷本的《长安佛教通史》，本次工作坊中王雪梅教授所讨论的长安佛教历史叙述将面临的诸多问题，也是这一学术计划必然涉及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内容叙述的纵向与横向关系问题、社会背景和宗教本身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佛教生存发展与不断演进的视角选择问题、学术方法的创新或多方面共同运用的问题，以及学术研究成果充分借鉴与超越的问题。李教授表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学术界对长安佛教研究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汇总前人成果，借鉴新的研究方法，立足长安本地，写出一部多卷本的《长安佛教通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都真诚渴望学界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支持与指导。
（主持人：李海波教授）
本次工作坊是在地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背景下召开的。地域文化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地域宗教文化的研究更具有学术的现实的双重价值。长安在历史上是13个王朝建都的地方，在西周到唐代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外文化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首传之地，是各种宗教的会通之地，也是政教关系的主要协调之地。长安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将某种文化类型与特定地域结合起来的研究更具有学术的个性，并有利于从不同文化与不同地域的多重比较中观察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从地域佛教研究来看，敦煌佛教、云南佛教、巴蜀佛教、江南佛教、贵州佛教、新疆佛教、甘肃佛教以及五台山、普陀山等名山佛教和杭州、北京、南京等城市佛教的研究都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为地域佛教研究开创了学术的先河。长安佛教在历史上就广受关注，从西汉末年的伊存授经到隋唐之际的宗派创立，这里曾长期是中国佛教的中心。近代以来的佛教学术研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很重视长安佛教。改革开放初期，在任继愈、黄心川等前辈学者的鼓励和具体支持下，由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宗教局、陕西省委统战部联合成立了长安佛教研究小组（后改名长安佛教研究中心），并相继出版了长安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几个寺院的专题研究成果，并在1980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率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首次宗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全国佛教学术研究会，此后在1986年又再次召开了全国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进入21世纪之后，以长安佛教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超过十次，以长安佛教为题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长安佛教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次工作坊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长安佛教，相信未来的长安佛教研究在继承前辈学者志向与成果的基础上，汇集新的历史材料，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本次“长安宗教与中国宗教研究方法”工作坊不但进一步肯定了长安宗教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对长安宗教研究的发展方向做了基本把握与定位，这将对未来的长安宗教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将为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开拓新的领域，提供新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坚信，长安宗教研究在反思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文：郭储；摄影：倪丽婷）
（编辑：郭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