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8日，由西北大学主办，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等单位承办的国际玄奘论坛于西安沣东新城新轴线会议空间盛大召开。来自中印学术界、宗教界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领导共10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开幕式后，在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兼职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李继武与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兼职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欣的联合主持下，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环节正式登场。中印双方各10位学者，分上下两场，以玄奘与中印文明交往为主题，从八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总体认识玄奘与中印文明交流互鉴
魏道儒：《玄奘在中印文化交流互鉴中的特殊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教授在发言中将中国人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的贡献分为保存佛教文化、弘扬佛教文化、丰富佛教文化三个方面，并进一步论述玄奘在这三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譬如开辟译经质量新阶段，撰写关于印度佛教的历史著作《大唐西域记》，在印求法期间增进中印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与印度学问僧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尤为突出的创立宗派等。魏教授指出，在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上，玄奘的贡献无人出乎其右，他无愧为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无愧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上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
贝拉·巴塔查雅（Bela Bhattacharya）：《玄奘的中印佛教文化遗产观》
加尔各答大学巴利语学院贝拉·巴塔查雅教授首先对西北大学的邀请表示感谢，接着对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过程以及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物予以概述，并介绍了玄奘的学佛与求法经历。她认为，玄奘在政治、社会和宗教历史等很多方面都给古代印度带来启迪。玄奘在佛陀圣迹处留下大量足迹，其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一方面记录了古印度不同地区重要的宗教习俗、遗址和寺院，一方面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对印度文化的热爱，拓展了中国人对印度的认识。此外，玄奘归国带回了至少657部独立佛经、大量的舍利以及许多神秘图画，从典籍、信仰、艺术等角度来看，这些均有利于推动中国佛教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促进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
卡玛尔·希乐（Kamal Sheel）：《玄奘与印中文明联系》
瓦拉纳西印度大学希乐教授提出，历史上有数以千计的高僧大德往来于中印之间，建起了沟通东亚与南亚的文化交流桥梁，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玄奘法师。因此，从全方位、多角度理解和分析玄奘对中印交流的贡献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两国文明的亲缘关系突出表现在“思想融合”与“文化融合”方面。在玄奘所处的时代，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在中印两地起到了文化纽带的作用；而玄奘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赞誉，是因为他客观公正地描述与评价自己的所见所闻，展现出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他所展示的世界观克服并超越一种狭隘保守的文化观、文明观，是拓展国际交往的大胆尝试。因此，玄奘在全球视角下能够为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理念。
二、以玄奘为主题的现代中印佛教文化交往实例研究
潘特（Ravindra Panth）:《那烂陀玄奘纪念馆：见证中印友谊的独特象征》
新那烂陀大学前校长潘特教授从2001年开始负责印度的玄奘纪念堂相关工作，他在报告中首先表达了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在中印建交70周年之际举办此次论坛的敬意与感谢，其次表达了对玄奘一生贡献的赞叹，指出玄奘在文学、历史、地理、艺术、文化交流等等方面为中印乃至全世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接着他梳理了中印两国合作建立玄奘纪念堂的历史背景、主要经过、中方的参与和贡献以及纪念堂设立的现实意义等。其中特别阐述了他负责该纪念堂之后的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第一阶段是对现有大厅的翻新工作；第二阶段是由印度和中国艺术家共同创作，以视觉艺术展示玄奘生活和贡献，形成一组融合了印度和中国风格的精美艺术品。他说，玄奘纪念堂由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发起，历经半个世纪之久终于建成，不但成为中印友谊的独特象征，也为其他与佛教文化有着深厚渊源的其国家开启了友谊之窗。
迪帕克（Deepak Anand）：《重走玄奘菩萨之路：崇高佛陀之路的徒步之旅》
曾执教于新那烂陀佛教大学的自由学者、玄奘之路探索者迪帕克先生认为，自己重走玄奘之路的主要目的，一是使人们意识到佛陀圣地被忽视的状况，以及将这些圣地转变为活态遗产的必要性，并提高人们对玄奘大师在印度佛教圣地朝圣方面重大贡献的认识。他在演讲中还简要讲述了自己对玄奘的认识，并通过分析玄奘游记对佛教起源进行一些探索，其中特别分析了他的徒步之旅的重点发现：迦毗罗卫国悉达多剃发纪念塔。迪帕克对其附近的山川地形进行了仔细探查，对照佛陀传记等传世佛教经典，主要借助玄奘的记载，对此地进行了初步认定，认为这一发现有助于确立悉达多从迦毗罗卫国到菩提伽耶的路线，从而再次证明玄奘的记载对探讨佛教之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三、从玄奘记载看古代中印文化交往在器物层面的表现
王邦维：《桃和梨的故事：中印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侧面》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以《大唐西域记》卷4中提及的“至那仆底”这一国名为切入点，探讨中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王教授指出，“至那”是梵语Cīna的音译，也是从古至今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结合作为印度古语言的梵语词汇来看，被冠以“至那”之名的物品有桃cīnanī、梨cīnarājaputra、丝绸cīnapaṭṭa、葫芦瓜cīnakaṭikā、铅丹cīnapiṣṭa，而糖Cīnī这一印地语词汇的出现更是颇有趣味。总的看来，一些看似平常的物产，一些不大的物品，名字都与中国相关，情节看似细微，实则重要。它们说明，中印文化的交流，不仅包括有精神方面的内容，也有物质方面的很多东西，这反映出整个交流过程中的另一个侧面。
李建欣：《中古时期佛钵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研究员依据法显、玄奘的记载，并结合学术界的已有研究和相关观点，对中古时期佛钵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舍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佛钵属于广义的佛舍利。作为佛陀生前的食器，佛钵在佛陀涅槃之后在中亚地区传播，进而传至中土，并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逐渐拥有了物质器具之外的意义，成为佛陀与佛法的符号与象征，拥有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功能。这样的现象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远离佛陀生活的印度本土是有关系的，因为佛陀未到过的犍陀罗和中土的信众需要更好地建立起与佛陀的联系，确定具有神圣意义的空间。李建欣研究员认为，佛钵这一貌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其实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等待我们去揭示。他相信随着地下发掘材料与地上新文献的发现，佛钵研究可以得到进一步推进。
四、关于玄奘对古代印度佛教信仰的考察
阿隆（Y.S.Alone）：《玄奘记录的菩萨本生故事中的佛塔》
印度尼赫鲁大学阿隆教授依据其细致的田野调查，做了题为《玄奘记录的菩萨本生故事中的佛塔》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佛”、“菩萨”、“本生”这一组概念之间的联系，并介绍了不同文献中的本生故事，但这些经典文本缺乏考古记录，唯一的记录就是玄奘的游记。于是阿隆教授聚焦于玄奘关于菩萨本生塔的撰述，归纳总结了出自不同版本的本生故事的菩萨舍利塔及其所对应的地点，揭示出这些以菩萨为主角的塔是如何建造，又是如何受到人们的尊崇的。他特别以六牙白象的故事为例，将《菩萨本生鬘论》等文本叙事与阿旃陀石窟等图像叙事相结合，继而寻找到玄奘撰述中与之具有呼应关系的部分，表明玄奘所叙述的本生故事是对当时叙事传统的发展与超越，同时也拓宽了对于“佛塔”的传统理解，说明本生的菩萨也与佛塔一起受到尊崇。
李利安：《玄奘所传的古代印度观音解惑信仰》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通过《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载的三件观音信仰个案的研究，认为公元7世纪的印度存在着一种佛教经典所没有的观音信仰形态，他将之称为解惑型观音信仰。在这三个故事中，观音菩萨指点戒日王应对当下国难并预测未来国运，指点戒贤当下之疾并预告未来应做之事，回答玄奘对自身未来的三大关切，其感应方式分别是观音像前断食请辞、观音像上投花问疑、梦中感得菩萨示现。基于对这三个故事的分析，李教授认为这种信仰具有七个特征：第一，从经典依据来看，具有越界性，不具备源于经典的权威性；第二，从信仰目标来看，具有终极性，而非纯粹现实功利性；第三，从信仰主体来看，具有精英性，而非民间底层性；第四，从信仰原理来看，不像一般神力信仰那样的粗浅简单，而具有丰富义理的支撑性；第五，从拓展功能来看，具有护法与弘法性；第六，从修持法门来看，具有立足传统的创新性，不再专注于称念名号，而是在经典之外借助传统的方式；第七，从对中国的影响来看，具有延时性。
五、关于玄奘对古代印度某些具体寺院的考察
拉吉夫·库玛尔·辛哈：（Rajiva Kumar Sinha）：《文化交流动态：玄奘到访那烂陀始末》
印度巴加尔布尔大学历史及考古学院辛哈教授的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公元629年玄奘离开中国赴印度时中印两国的文化背景以及佛教在两国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玄奘赴印的五大原因；第三部分最为重要，梳理了在印度宗教传统经历重大转变的背景下那烂陀大学学术传统的发展历程，而玄奘访印时期那烂陀的传统经院式教育正处于鼎盛时期，该时期所形成的“那烂陀文化”不仅对印度具有重大意义，对整个亚洲历史也具有重大意义。他在研究中主要借助玄奘的记载展开分析，认为玄奘恰逢其时的到访与停留对中印文化交流有着深远的影响。
法光法师（Dhamma Jyoti Banhte）：《玄奘在古代那烂陀大学及其周边的旅行日记》
新那烂陀佛教大学副教授法光法师认为：玄奘法师是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法师之一，且玄奘法师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僧，也是印度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甚至说，如果没有玄奘法师的记载，印度佛教史就会变得扑朔迷离。法光法师就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对那烂陀及其周边地区的记载，进行古今对比，说明玄奘记载的重要意义。借助玄奘的记载以及近代以来的考古证据，说明古代的那烂陀是当时学习和实践佛陀教义的所有机构中名副其实的中心。
亚达夫·库玛尔·阿润（Arun Kumar Yadav）：《历史遗迹德慧伽蓝田野考察报告》
新那烂陀佛教大学助理教授亚达夫·库玛尔·阿润博士根据玄奘的记载以及前人对德慧伽蓝的探索，先后两次到达巴拉巴山西北侧杰哈纳巴德区的现代村庄达拉瓦特(Dharawat,Dharaut)进行田野考察。阿润博士表示，德慧是一位僧侣，也是唯识学专家，而德慧伽蓝是公元6世纪左右在印度南部唯一存在的学校。根据学者弗朗西斯·布坎南(Francis Buchanan)以及少校亚历山大·卡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的田野考察成果，阿润博士在实地考察后对德慧伽蓝遗迹佛教塑像上的铭文做出了猜想性判断。他同时也强调，对达拉瓦特这样有着悠久佛教历史的村庄应给予更多关注和保护。
六、关于玄奘译撰及其影响的研究
刘震：《玄奘所创之会意字——“無明㲉”考：死卵与㲉》
复旦大学甘地与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研究员从《梨俱吠陀》第十书第72首赞歌的8、9颂中众神之母Aditi产下诸子这一神话入手，结合玄奘译《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与该经所对应的巴利语经文，《说文》《玉篇》《一切经音义》对“㲉”字的解释，以及以求那跋陀罗、佛驮跋陀罗为代表的两派译师对āṇḍakośa的翻译，对“无明㲉”与“死卵”是否存在派生关系予以探讨。经过汉文、梵文、藏文、巴利文对比分析，他认为就目前所得资料来看，“无明㲉”与“死卵”没有多少关联。只是《大宝积经》中有一个短语：avidyāṇḍakośaprakṣipta（藏语：ma rig pa’i sgo ṅa’i sbubs na ’dug pa）“摔破无明㲉”（由外而内的破坏）与前文的mṛtám ítaram āṅdám ávāpadyata“这只死卵被落下”在动作上比较接近。
程恭让：《从玄奘大师对于善巧方便概念的汉译看其所传达佛教文明之交流精神》
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教授以玄奘对于大乘佛教经典中“善巧方便”这一重要概念的汉译为例，深入地观察玄奘大师佛典汉译的成就与意义。通过对玄奘在不同时期所译的《维摩经》《大般若经》以及《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等佛经或论说中的相似段落进行分析和对比，程教授认为：无论是在其佛典汉译工作的开始阶段还是晚期阶段，玄奘对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传译始终是忠实的、一贯的。玄奘对大乘佛教思想义理中的善巧方便的概念通过翻译经文传播到中国，使其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体现其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意义，呈现出历史交流的生动而具体的情景。
曹刚华：《古代中国认知印度的新变化：〈大唐西域记〉在唐代社会的流传与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曹刚华教授认为，《大唐西域记》为古代中国人认识古代印度提供了新的可能。富于实践性的《大唐西域记》为唐人认识印度社会提供了最新的信息来源，深为唐初的帝王和贵族群体所推崇。中唐以降《大唐西域记》由官入民，从官方进入文学、史地、笔记小说、民俗文化等层面。民间以此为基础广泛地展开印度史地、佛教义理的研究，为古代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古印度提供了依据。同时，因古代学者大量引用《大唐西域记》，使得它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晚唐，《大唐西域记》广为传抄，成为前往印度求法僧侣人手必备的一部旅行指南。大约在贞元年间《大唐西域记》传入日本，其国际性进一步得到彰显。
七、关于玄奘佛学方面的研究
傅新毅：《奘传唯识学中的理佛性与行佛性》
南京大学哲学系傅新毅教授通过考证认为，玄奘所传唯识学主张“五姓各别”，而通过对“理佛性”与“行佛性”的分疏，可以看到奘传唯识学者对这一理论的中国化诠释。他认为，理佛性与行佛性的区分最早出自地论师，目的在于解决《涅槃经》中前后分不统一的问题。而汉传唯识学者采用这一区分却是为了解决经论中一性与五姓的矛盾问题。窥基在《法华玄赞》中首先提到这一区分，认为理佛性是《胜鬘经》中的如来藏，行佛性是《楞伽经》中的如来藏。理佛性是被烦恼所覆蔽的真如，即在缠真如；行佛性是阿赖耶识中所具足的无漏种子。在窥基区分的理、行二性的基础上，慧沼在《慧日论》中将佛性分为理性、行性、隐密性，但所谓的隐密性根据含义的不同也可归于理性或行性。成佛的关键在于行性，无种姓者在行性中缺少很本性的本有无漏种子，而没有解脱的可能。窥基一系将无种姓者分为断善阐提、大悲阐提和无性阐提，由此对各种经论中所说的无种姓者予以了会通。
库玛尔（Bimaldndra Kumar）：《南传佛教与唯识宗阿毗达磨传统中的随眠与染污意》
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库玛尔教授对南传佛教与唯识宗阿毗达摩传统中的有分识、阿赖耶识，以及随眠、染污意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做出了探讨。库玛尔教授首先从有分识、阿赖耶识入手，对主题进行初步阐述。他指出，心识是三界生死轮回之因，但南传佛教上座部以有分识为轮回之主体，而唯识宗阿毗达磨系统则称之为阿赖耶识。随后，教授介绍了南传佛教的七种随眠，以及唯识宗认为烦恼是由染污意的执着而生起，即烦恼种子随逐我人眠伏潜于阿赖耶识这一观点。他指出，虽然南传佛教中并未见“种子”这一概念，但其对“随眠”的部分认识却是与唯识宗阿毗达磨系统中的“种子”说有所相应。
罗尔吉（Lalji Shravak）：《西行之前玄奘之所学》
贝拿勒斯印度大学罗尔吉教授就玄奘在西行之前的佛学兴趣和佛学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他首先根据慧立的记载，说明玄奘在西行之前研究了瑜伽宗和说一切有部的重要经文，并对具体的佛经、跟随的法师以及学习的地点进行了详细的勾勒。之后，他深入探讨了玄奘所研习的《涅槃经》《摄大乘论》《俱舍论》等文本，以及迦旃延那的论著、毗昙经文等，说明玄奘在西行之前主要研究了在当时中国比较流行的涅槃宗、成实宗、摄论宗、地论宗、毗昙宗等主要佛教派别的基本经文，并由此揭示了玄奘西行的原因是为了学习《十七地论（瑜伽师地论）》，以消除自己头脑中的一些困惑。
八、关于汉传佛教回传问题的研究
邱永辉：《中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以人间佛教回传印度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大学邱永辉教授从其新书《人间佛教回传印度研究》出发，对“人间佛教回传印度，是印度佛教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中国佛教国际化的一个部分”这一问题予以思考。她认为，以人间佛教回传印度为标志，中印文化交流已开启一个新的篇章，而人间佛教弘法者们在印度的实践，实际上是人间佛教与印度教的对话。且两者间的对话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间佛教回传印度所面临的形势，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或称印度教多数人主义在印度的盛行；第二，印度教内出现的以都市化、妇女宗教领袖的成长、现代科技的运用为代表的新风貌，为人间佛教在印度扎根提供了良机；第三，实现现代化，改变社会和净化人心，是现代印度教与人间佛教的共同使命。
姚崇新：《汉地观音信仰在西域的初传——以高昌地区为中心》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姚崇新指出，早在3世界末4世纪初，汉地佛教与佛教艺术便开始沿着陆上丝绸之路逆向传播，而汉地的观音信仰和观音造型艺术在沿丝绸之路回传的汉地佛教和佛教艺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如此。但在汉地观音信仰传入之前，西域地区的观音信仰并没有形成“面”的规模。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较好的汉文化基础，高昌成为汉地佛教与佛教艺术回传西域的第一站。横向来看，高昌地区汉地观音信仰在西域、中亚地区汉地观音信仰的传播中扮演了前码头的角色；纵向来看，其为高昌回鹘的观音信仰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认为，考察汉地观音信仰和观音造型艺术沿丝绸之路的回传情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汉地佛教和佛教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传播轨迹。
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环节采取线上线下一体同步的方式进行。全部发言稿件在会前均已完成英汉两种语言对译，中印学者同时获得其他所有与会学者发言的两种语言文本，以方便彼此的阅读与大论交流。印方学者有的还用中文发言，中方学者在自由讨论环节也有用英语同线上印度学者进行交流。论坛主持采用汉英两种语言，线上线下的中印学者通过会场巨型电子屏幕而得以即时性互动，最大可能地消除了云端跨国对话产生的距离感。两位主持人均毕业于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其中李继武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制度史，王欣主要研究中外佛教交往史，并在近期完成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英译，即将出版发行。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环节快捷流畅，次第有序，所有论坛发表者均自觉遵守论坛规则，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和严谨的作风，体现了平等、公开、共享的原则，而其中内容也充满学术含量，八大主题基本涵盖了中印古代佛教文化交流的核心方面，能从不同层面体现玄奘在中印古代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从会后各界的反响来看，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环节堪称中印之间又一次成功的学术交流，这也是继2015年“玄奘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承办的又一次以玄奘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必将在当代中印佛教学术交流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并由此带动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往来和其他方面的友好交往。（文：郭储、程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