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彭树智教授今年已是86岁高龄，他长期从事中东南亚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东各国的通史性著作。2002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专著《文明交往论》《书路鸿踪录》《松榆斋百记》，构成了“文明交往”理论的三部曲。

科研应有生长点

　　4月的一天，在彭树智的书房，当记者问起为什么选择历史研究时，彭树智说：“在我青少年时代，中华大地内忧外患不断。我不止一次地问历史老师：‘为什么有着那么悠久文明的中国，今天却一直受人欺侮？’这个问题促使我不断思考，也是我以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深层动因。”

　　20世纪50年代初的西北大学，由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任校长。侯校长曾说，从事科学研究须有一个生长点，而大学时代就应当找到这个生长点。这一治学密钥对彭树智影响很大。彭树智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史》。1954年，彭树智被推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周一良、季羡林、陈翰笙等学者，从事亚洲史专业学习。

　　1957年，彭树智研究生毕业，回到西北大学任教，开始了近60年的执教生涯。几十年里，他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先后出版教材12部，其中《世界史·现代史卷》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世界史·当代卷》被列为“十五”期间国家教材；主编著作16部，其中《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被列入全国研究生教材。

中东史研究颇具中国气派

　　“我的发言权在中东。”彭树智微笑着说，“一个研究世界史的老朋友曾对我说：‘你对世界史的贡献主要是创建了一个中国自己的中东学科，使得中国人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90年代起，彭树智开始综合古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来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交往”问题。他主编的《阿拉伯国家简史》是中国第一本阿拉伯国家通史；海湾战争后，他在《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中提出：中东的根本问题是民族和宗教问题。在2010年2月出版的《中东史》中，他系统地提出了文明交往自觉的史学理论，使中东史研究更具中国学者的学术气派。

　　1987年，西北大学最早建立了“世界地区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点，由彭树智任博士生导师。谈起这些，彭树智充满自豪：“在治学上，要把学术的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结合在一起，要相信群体的力量。西北大学的中东学研究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科研群体，成为我国研究中东问题的重要力量。我们的学术研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治学须宁静致远

　　彭树智的学术人生，始终处于对理论与研究的思考中。彭树智说：“怀疑精神是科学理论的动力，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是开放的学术思维方式。”此外，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治学心得使彭树智对教学工作和史学研究深有感触。彭树智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有三个基本条件。

　　首先要有史实。这里是指要有史料，这是史学之基、史学之本。其次要有史论，要有思想积淀、理论积累，这是史学之魂，是史学的内在力量与根本支撑。最后要有史趣。做历史研究应有更高的意境，应该注意研究历史、关注现实与展望未来之间潜在的美感。彭树智提出“诗意治学”，他说：“意境高远清朗，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才富有美感，才能更加吸引读者。”

　　彭树智认为，治学须宁静致远。“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要静下心来，不能随波逐流。”治学过程是一个苦乐相间的过程：“书路漫漫，且吟且行。相思不尽，栖而不息。一书之成，端赖众力。薪火相传，求真善美。成书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就是彭树智的治学心得。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