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辛怡华，西北大学1985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宝鸡，多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文物工作岗位上，现任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他学起上庠之地，在西北大学求学期间，精进学科知识，锤炼专业能力，为今后学以致用打下扎实基础；他职尽青铜之乡，在周秦考古、人口、古文字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在加强田野文物保护、开展地域文化研究、支援三峡水利工程考古、参与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发掘与展示、培养新生代文物工作者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取得了突出成就。

辛怡华先生近照

缘起考古圣地

宝鸡市陈仓区有一处名叫贾村塬的台塬地形，它东起千河，与凤翔塬隔河相望；南依渭河，与秦岭对峙，这个看似普通平凡的村落后因何尊的出土而享誉海内外。1965年8月，辛怡华出生于此。

当年他上的宝鸡中学是宝鸡市最好的学校，来自农村的孩子每月都有助学金，有7元、6元、5元不等，他感怀地表示：“那时候的我们可以说是拿着人民的助学金念完高中的。”在上世纪80年代，金融、经济一类的专业很吃香，谈及为什么会选择考古专业，他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天文、地理这方面，但由于它们属于理工科类，不能报。但早年偶有一次在糊墙的画报纸上，他看到有关于楼兰考古的照片，对考古的神秘感以及可以开着吉普车工作很是羡慕，幻想如果自己将来搞考古，一定是开着直升飞机去。这种认知在现在看来或许只是童稚之梦，却可以视作是一种微妙的催化剂、一种理想主义的可能、一角蓝天的自由。

“在奔流的生命长河里，故乡的每一处书斋就如同特殊的坐标，句读着浮生浪迹行经之处。”至于“观念上的考古”与考古本貌的连接，要从上世纪发生在宝鸡一带的考古工作说起。

宝鸡自古便为周秦王朝肇基之地，史前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厚。辛怡华回忆到，高中时候为了减少在学校的花费，每个周末要步行回家，今北首领博物馆附近的高家坪遗址是他回家路上的必经之地，对暴露在路两边断崖上的遗迹总是要驻足观察片刻。另外，他们村一带因遗存的丰富常有公家人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同时也常借此机会给围观的群众宣讲文物价值，普及文物法规，号召大家发现文物要及时上交。他记得很清的是一次有专家讲一件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了两个国家的土地纠纷经过，现在想来这件文物应该就是散氏盘，这位专家就是原宝鸡市博物馆馆长胡智生先生。他说，以上种种也许都是他将来学考古的诱因。

自少年时代起，辛怡华心里埋藏下的对考古心驰神往的心绪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终于缓缓解冻，“好风凭借力”，得以在古都长安跨入游历浮沉的青年书斋。

在填报志愿时，辛怡华为了保证自己能被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录取，在一份自我介绍档案中还特别强调，说他从小就喜欢考古，平时经常去宝鸡市博物馆参观学习文物知识，丰富课余生活。1985年夏，当他接到西北大学招生办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终于得偿所愿，从此开始了四年勤勉踏实的大学生活。

学起上庠之地

1985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共招生20人，其中10人来自陕西省，另外10人来自内蒙古、山西、新疆、甘肃、湖南等省份。开学之初，班主任说，现在还有调换专业的机会，如果谁有需求可以申请调换到别的专业。那一级的考古班没有人调换。

1985级考古班毕业照（后排右五为辛怡华）

当回忆起在西大求学的那段日子，辛怡华满含怀念与珍惜。当时的课有大课、中课、小课之分。小课是考古专业课；中课是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之类，和历史、档案专业一起上；大课是公共课和选修课，比如外语、哲学、逻辑学、经济学、写作、文学等。考古专业外语过去都是学日语，从1985年起，学生可以在日语和英语之间自由选择，他选的是日语。日语教材是西大的老师们自己编的，那时还是手刻本，同时内容坡度很大，一度让大家认为是“最难学的语言”，但经过不断克服提升，语言水平总体上还是有了很大进步。

上课之余，辛怡华的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里度过，他喜欢看文学、地质方面的书，特别是第四纪黄土，长在黄土高原的人总对黄土有着特别的情感。印象很深的是在老校区图书馆4层西端有平时见不到的外文图书，虽然内容在当时看得不甚明白，但印刷精湛的照片能够满足博闻猎奇的需求。在期刊阅览室，辛怡华第一次知道何尊出土于他的家乡贾村塬，着实骄傲、亲切了一回，以此为契机，他写了两篇短文，一篇写何尊，一篇写北首岭，后来在《宝鸡今古》上刊登发表，还收到了寄来的稿费，大大鼓励了他专业学习的热情。

在畅谈中，辛怡华提到实地考察是考古专业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环。系上经常组织学生出去参观，在那个娱乐生活不很丰富的年代，外出参观往往是大家最兴奋的事。在当时就有来过临近的文物大市家乡宝鸡，记得去扶风法门寺参观时坐的是敞篷汽车，当时马上要作为景区开放的法门寺正在建设之中，所以午饭是在扶风县城吃，一碗素面要2两粮票8分钱。现在每每路过整饬一新的法门寺，大家心里总是很感怀，“钩沉稽遗，发微掘隐”，如同在田野的情景中欣赏一座经历累世重修、添建、改造的古建筑，考古也正是在层层叠压打破的分析中求索古代社会的本来面貌。

此外，周末他与朋友们也常常会去西安附近的名胜古迹参观，如南五台、翠华山、金鱼沟等，他说那时候同学们一般是骑自行车前往，两个人一辆，相互换着骑，言语间总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当年的蓬勃朝气。

田野实习是西大考古学系本科生大三阶段必备的一环，85级考古班可以出省去青海李家峡水库考古工地，大家自然很是兴奋。1988年4月26日，辛怡华和班里20余人一起带着行李，下午从西安坐火车，第二天中午11点多就到了西宁，他们在西宁待了几天，参观博物馆、名胜，他说，记忆里西宁的面是那样好吃，可是多年后再重游却没能找回当年的味道。当时陇海线宝鸡到天水段还是单线，常常要靠站会车，有时一等就是几十分钟，但仍难以熄灭大家心里的热情。

田野实习与青海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地点在化隆回族自治县一个黄河边的藏族村，叫上半主洼村，半主洼在藏语中据说为“莲花”的意思。辛怡华回忆到，当时时常停电，一停电大灶的饭就没法做，大家只好分头在自己的房东家吃饭，他们的房东做的韭菜盒是公认最好吃的。在上半主洼的那段日子里，早上上工，吃完下午饭，广袤的黄河沙滩就是他们的足球场，有时也会坐羊皮筏子去河对岸的寺庙拜访。上半主洼村北为高台地，一直延续到山脚下，南为黄河谷地，广种冬小麦，7月底，一行人回到西安，那时上半主洼的小麦还在扬花，关中早已收割完毕。

经过在西大四年充实的学习生活，辛怡华学到了扎实、体系化的专业知识，并在日后成功地运用到了工作中。

难忘师友情谊

谈及印象深刻的老师，辛怡华向我们介绍了景尔强老师、戴彤心老师和张宏彦老师。景尔强老师是乾县人，给他们上历史文选，虽然一口秦声秦音，但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幽默风趣，不着痕迹，如行云流水。戴彤心老师教商周考古，戴老师一生朴素清贫，冬天洗的发白的蓝色中山服下是棉袄，穿的不是布鞋就是解放球鞋，一大早天蒙蒙亮戴着口罩在校园扫地，你不仔细看也许以为是清洁工，其实他是在帮自己的老伴扫地。戴老师给大家发的讲义图是他自己亲手绘制的，为了节约复印纸张，常常是大器物图里套小器物图。张宏彦老师教旧石器考古，旧石器阶段里有一部分内容是地质学，涉及第四纪黄土，这些知识体系都是张老师传授给他们的，在考古专业讲地质学，这是那时西大考古的一个传统，有了比较扎实的地质知识之后，做田野考古特别是早期考古，如虎添翼。

西大一直有着请校内外名家讲学的传统，校园各类讲座很多，一般要用到最大的阶梯教室，外校的学生也来听，常常占不到座位，只好站着听，有时自带的板凳也没有地方放。在专业学习之余，辛怡华最喜欢的讲座主题是“唐宋诗词选讲”。在文博学院，系上还请来学术界著名专家给大家讲陕西考古方面的研究进展，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大学邹衡先生，陕西考古界的韩伟先生、吴镇烽先生。

谈及大学阶段的同窗们，辛怡华的言语间无不流露出思念。“大学期间的同学情是很真挚的，也是永生铭记的，即使多年后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使我终身难忘。”他向我们分享了一段名为“病中记事”的日记，摘录如下：

1986年12月17日 星期三

临近考试，忽然病了，前后持续了近半个月，奔波于校医院、建筑职工医院、公路职工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之间，期间同学们拿来自己的体温计，或陪同我去医院，或用自行车推我去医院。经职工医院诊断，为“急性痢疾”，医生说病情很严重，本应住院，但无床位。回学校是同学们把我架在自行车上推回去的，张仕英从一楼把我背上五楼，同学们把我安顿在赵小玮床上，陈一梅赶来，送来手电筒，张克平老师送来蜡烛，晚上高烧达39.6℃，周创华在床边坐了整整一夜，事后周创华说，当时我的脸很怕人，眼睛下的肌肉呈紫黑色。

我躺在医院的走廊里，大家轮流照看，即使是肃杀的冬天，走廊因大家的热心也顿时显得异常热闹。上午学英语的陪伴我，下午他们考试去了，考完日语的又赶来陪伴我。17：00—22：00围在我周围的有陈一梅、仵录林、夏雨、刘瑞俊、周创华、刘宏岐、王科社、冉万里、韩宏伟、孙鹏、张仕英、赵小玮、李新平等。大约晚上十点钟，六瓶吊针输完了，感觉好多了，只是输液的右臂弯都不能弯。在同学们的扶助下，终于回到学校。

那几天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即使几十年后当时的情形好像还历历在目。同学友情使他感动，又使他惭愧，令他终身难忘。辛怡华认为，母校不仅教会了他知识，还凝聚了友情，恩师的教诲没齿难忘，“公诚勤朴”的校训也永远激励着他不断前行。

犹记初次工作

1989年夏，辛怡华在西大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学业，他的毕业论文方向是人口考古，在张宏彦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后来在《人口研究》与《考古》上分别发表。书斋何所谓奔流，离校后的下一个节点将会是新的洞天。

张宏彦老师指导下的辛怡华本科毕业论文

谈及毕业后的第一次工作经历，辛怡华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当年的考古专业陕西省只有三人参加分配，其中一人分在耀州窑博物馆，一人分在岐山周公庙，辛怡华被分在扶风县博物馆（城隍庙），这里在几年前申请过需要考古文博专业的人才，于是他得以回到家乡宝鸡工作，以我所学，服务社会。在扶风县博物馆现存的大事记中依然可见“1989年7月1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本科毕业生辛怡华同志分配来馆工作，为文物干部，在业务股领导下工作”的记录。

扶风县博物馆在全国县级博物馆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它利用始建于明洪武三年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扶风城隍庙古建筑群开展展览陈列与日常办公，馆内建筑雕梁画栋，古香古色，独具特色，是陕西境内文物藏品量最大，设立最早的县级博物馆之一。早年县图书馆、文化馆也在其中的九间殿办公，学术氛围浓厚，从这里走出了许多有作为的考古文博行业工作者。辛怡华回忆到，由于他平时办公和日常居住都在城隍庙内，图书馆的管理员便把钥匙交给他保管使用，印象中那里收藏有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方面编著的金文集成，对于如今在古文字和商周研究方面有所收获的原因，他认为这离不开在扶风县博物馆工作之余，抄写、自学这些书籍从而打下的坚实基础。

在扶风县博物馆的工作经历是辛怡华将大学四年的所学向实践转换的第一次尝试，他对行业的认真与热情推动他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在这个时期，青铜爬龙的出土对他来说亦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节假日需要有人在馆中值班，而在1992年国庆前夕，9月30日下午，扶风县文化局的马俊义局长匆匆忙忙来到博物馆中，原来召公海家发现了文物，于是正在馆中值班的辛怡华便跟随窦智礼馆长准备前往查看，正准备出门时又碰见了博物馆的高西省先生，迟恐生变，一行人立马一起去了海家村。等他们赶到时，文物已不在一处，好在之前有对文物法宣传的基础，在几番动员下，村民们最终配合地将文物上交。其中有一件青铜爬龙非常引人注目，它长60厘米，重达19公斤，推测其为鼎耳上的附件，根据这件青铜爬龙的体量、出土地及铭文推测，其所有者应为姜太公家族。这一发现推动了对周原地区族属和采邑划分情况的研究，如今我们可以在青铜器博物院第四展室中看到这件器物，虽然展出地点有变，但让人欣慰的是这件器物的物帐归属始终在扶风县博物馆。

职尽青铜之乡

1997年下半年，辛怡华被调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当时考古队只有8个编制，虽然人少，但她在全国地市级考古机构中成立时间仅次于洛阳考古队。成立伊始，为探寻周人起源，就去武功县发掘了郑家坡遗址。”考古是他大学期间的专业所学，亦是他钟情献身的事业。辛怡华说，当时陕西考古界有许多人都是西北大学毕业的，大家同心同德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开心，陕西院的张天恩先生、张建林先生就是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走出的，他们分别在商周、隋唐领域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张天恩先生、原所长刘军社先生与北京大学的雷兴山教授被并称为先周文化研究领域的“三驾马车”。

辛怡华在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近30年的工作历程中经历过很多重要且意义深刻的事件，每个成就都离不开他的认真负责、严谨力行，还有对文物始终不泯的热情。在访谈中，他在讲起早年的工作经历时仍然神采奕奕、记忆犹新。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三峡的高差使这段长江之水势具备了较强的动能，成为建设大坝和水电站的理想之地。2000至2006年，为保护重庆三峡库区地下文物，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连续七年加入三峡考古的行列，在陕西省属唯一一家。2001年，辛怡华在发掘重庆酆都县槽坊沟一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座铜佛像，时代为延光四年（公元125年），该铜佛像是目前国内出土时代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佛像之一，虽然这尊佛像所处的墓葬已被盗掘，但其年份、当时所处行政区划以及墓主人信息三要素均在，被誉为“华夏第一佛”。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经历对辛怡华来说至今记忆犹新，三普抽集了宝鸡市各县区的文物骨干，跑遍了十二个县区的山山水水。常言道，“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说，文物普查也是这样，一方面完成了文物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宝鸡的文物骨干，每个县分配20余人作为一个队伍，队伍之间在各县区进行交换、交流。在交流中，大到器物描述，小到标点符号，日积月累，四处勘查，虽然辛苦，但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读过了万卷书，便去行万里路。这次普查共复查文物点2474处，新发现文物点3445处（其中古遗址2111处、古墓葬811处、古建筑298处、石窟94处、石刻类1351处、近现代史263处、近现代建筑242处、其他512处），消失文物点237处，共登记文物点5682处，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陈仓区贾村镇桥镇一龙山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当时的建筑材料——筒瓦和板瓦，这一发现把中国烧造瓦的年代追溯到了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从过去认为的西周时期提前了1000多年，被誉为“华夏第一瓦”。普查中形成的经验(一是凝聚人心；二是相互批评；三是集体辨认标本)得到了省文物普查办肯定，受到了《中国文物报》的报道，称之为独特的“宝鸡经验”。

“户氏”家族未被史书记载、未被传说录著，却于2012年在石鼓山的考古发掘中横空出世。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地的发掘与展示更是倾洒了辛怡华极大的心血。2013年发掘的M4位于北区，为不规则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北部有8个壁龛，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器、陶器、海贝、彩绘漆器、玉石器等，仅青铜礼器就达50件，是目前陕西境内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一座墓葬。辛怡华负责的M4K2壁龛中出土的两件牺尊都带有翅膀，这种形象在商周艺术形象中十分罕见，与两河流域闪族人的翼狮、翼牛文化有较强共性，可能牵涉到中亚草原来的远风。“十年一觉石鼓梦”，在2023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之际，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大‘户’人家”特展剪彩开幕，十年特展再续峥嵘篇章，在前言最后，策展人满怀深情地写到：“谨以此展向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致敬、向学术研究者致敬、向社会公众致敬！”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宝鸡考古工作在多方合作中紧张有序地展开，全年共进行发掘项目10个，其中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4个，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发掘项目6个，还在文物资源数字化领域积极探索，助力宝鸡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宝鸡考古数字化建设起源于凤翔水沟遗址，由于人为破坏及自然侵蚀，城墙大量坍塌，对遗址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此项目运用多维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水沟遗址近一平方公里进行科学可靠的空天地融合三维数字化保护，为遗址保护提供了科学严谨的数据存根。宝鸡市文物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目标是建立一套集时空数据存储、管理、分析、发布和共享为功能的文物考古时空数据库和管理服务平台，最终达到摸清文物家底、指导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共享、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设目标。据辛怡华介绍，明年功能还将继续扩展，一方面将三普资料全部输入，助力四普，另一方面是在可视和宣传方面加大力度，在科技数字化方面努力对接时代前列。

共叙温澜潮生

辛怡华作为西大考古专业的优秀毕业生，既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又有厚植周秦沃土的家乡情怀，自西北大学毕业之后，始终立足一线为宝鸡考古文博事业竭诚奉献。

谈及毕业后与母校的合作交流，辛怡华回忆起自己2010年在洛阳参加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的时候，有近一半左右的学员都是西大毕业的，这是让他相当引以为傲的事情；在文物普查的过程中和考古发掘中也有西大的研究生参与，现在西大的研究生们更年轻、更加适应新技能，是他们当中的骨干新生力量。在2021年的宝鸡市石窟寺专项调查田野阶段工作中，市考古所积极配合陕西石窟寺调查西北大学队开展工作。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冉万里教授、孙满利教授带领的石窟寺调查团队，完成了凤县4处、太白县1处、陇县3处、千阳县1处、凤翔县6处、陈仓区10处、金台区5处、渭滨区1处、岐山县2处、麟游县11处共44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调查工作，进一步掌握了市域范围内石窟寺情况，为后续开展保护利用工作打牢基础，也为培养我市石窟寺文物保护专业化、高素质队伍积累实践经验。

1985级考古班在青海塔尔寺前合影（前排右二为辛怡华）

辛怡华提到，过去与西大的合作的总体较少，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市考古所积极参与西大在宝鸡地区的联合考古发掘，比如魏家崖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秦邑”与“汧渭之会”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体制人类学方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持续合作，对发掘的墓葬出土人骨进行古病理、骨化学、古DNA等综合研究；在植物考古方面，去年在考古发掘的同时邀请西北大学的马志坤老师对北村遗址出土的300多份土样进行浮选，目前已对其中26份土样进行了植物遗存分析，其中农作物有粟和黍，共947粒，其他非农作物452粒。辛怡华说，西大培养研究生，他们也给它提供力所能及的条件，包括为研究生提供实习、整理条件。他相信将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将来合作一定是更加密切的。

辛怡华在漫漫学术生涯中不忘初心，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独著或参与出版书作有《商周金文编》《秦人崛起》《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旭光墓地》等10余部，获国家级、省级、市级奖励15项，被宝鸡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宝鸡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称号。在我们采访结束时，他非常热情地将带有何尊铭文中“中国”二字的文创茶杯赠与我们，并邀请大家常来青铜之乡、何尊故里游玩参观。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渭水奔流，秦岭巍巍，这里孕育了最早的中国。涛声依旧，青铜器博物院与石鼓阁高据在渭河两岸这片吉金厚土上，一件件重器蕴藏周礼之邦古老的记忆，写载家族之间的亲尊宗法。六齐之金破土而出，横刀是风，竖刀是雅，斜刀是颂；铜、铅、锡有幸成为记忆的载体，静候千年后炎黄子孙的追思。考古文博事业发展道路虽漫漫无期，但正逢其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辛怡华先生作为学人，好学近乎知，作为学长，力行近乎仁。我们都站在大浪尖上，不愿被带走，要花好大力气，才能瞅准一个文明的吉光片羽，努力游向昔日家园，让过去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