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唐代文学研究》主编，有《唐诗的文本阐释》《摩石录》等学术著作。

采访时间：2024年5月10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

本报记者 赵岩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唐代是一个独特的时代。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西安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在参观林肯中学时对课堂上的学生们说，要看千年的中国去西安，看五百年的中国去北京，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

1000多年前，唐时的长安便以巅峰状态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一座城市的历史折射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的“走红”并非偶然。

2024年2月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一场“山河诗长安”的特别节目嵌入春晚，唐诗与长安便以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吸引国人带着浪漫的想象和“穿越”的体验，从天南地北赶赴西安。

今年“五一”假期，西安再度跻身国内十大旅游目的地，在省会城市中入境游增速位居第二。西安—长安，人们从对唐诗现实场景的踏访和诗意追寻中，体味构成历史也构成生命的欢喜悲愁。

这种持续的旅游热度背后，是否反映出传统的新鲜“诱惑”、文化的深层共振和精神的终极回归？

孟夏时节，在宽敞静谧的省图书馆高新馆区，记者与深耕唐代文学近40年、在唐代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李浩教授，就唐诗与长安、唐代文化与丝路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等展开对话。

唐诗是汉语的极致诗化，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

记者：有人说，每个中国人的心底都有一首唐诗。这两年，来西安的人很多，人们或许是由共情一首诗到追慕一座城。从“读唐诗”到“游长安”，这种跨越山海的奔赴，是否因为我们有像唐诗这样共同的文化基因？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李浩：唐诗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唐代士族在京城聚集甚至举家定居京城一带的情况十分显著，使得唐诗与包括长安在内的两京之地，关系格外密切。

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这告诉我们：只读诗而不亲历其地，未必能真正“读懂”。西安的很多街巷，都有唐诗的典故。我们中国人打小从课本和古典名篇中读到的灞桥柳、长安月、渭城曲、乐游原、终南山、未央宫等，到了西安，这些就不再是虚幻的映像，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履及的真景实物。大家所获得的有关长安、唐朝的印象，不再是暗中摸索的假想非有，而是可以实证实悟的现实情景，会让人有一种触景生情、兴发感动的况味。明代董其昌、顾炎武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说明在书斋里“读唐诗”是基础，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地“游长安”，则是致敬经典的升级版。

唐诗以其广阔的宇宙之思、淳朴的自然之真、诚挚的生命热情、高超的艺术之美，为中国人构建出了一片沃野，培育着丰富而宝贵的文化基因，并且穿越时空，让人们从中触摸到自我的情感“按钮”，也从流淌千年的诗化语言中，接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和深藏在中国人精神中的文化血脉。

记者：这真如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所云：“虽隔千秋，欣如晤面。”可以说，唐诗里有我们的审美理想、精神之光、生活观念，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家国情怀，也有令人悠然神往的幽情雅致。那么，从唐诗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怎样的文化精神？

李浩：文化精神是指作为本质要素和内在命脉的文化传统，这是文化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具有原初性和本根性的基质。唐诗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可以从这么六个方面来理解。

唐诗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原始创新精神。这既体现为诗体和诗法的独创，也体现为诗境和诗用的独创。唐人新创的格律诗，影响了此后长达千年的中国诗歌。唐人开创了“境界”这一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范畴，所创作的许多境界臻妙的诗歌，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范本。

唐诗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开明开放精神。我们从唐诗中不仅可以看到汉族文化，也可以看到汉族文化与外来文化频繁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比如白居易的诗歌就广泛流传至日本、朝鲜。而唐人也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像词牌“菩萨蛮”就是自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地传入的。

唐诗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尚文尚雅精神、崇尚自然精神、进取雄健精神。我们知道发轫于陕西的西周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崇文尚雅的传统，而典雅的唐诗把汉语的诗性美推到了极致。唐代有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园林诗，可以看出，唐人无论是在诗歌创作还是精神追求上，都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崇尚博大的精神，许慎《说文解字》将“美”解释为“羊大为美”。唐诗充满阳刚之美和雄浑壮阔的风格，特别是盛唐诗歌洋溢着进取雄健的精神。大家耳熟能详的陈子昂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中有悲怆感，却没有绝望感，格局很大。

唐诗还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精神。大唐之音和而不同。唐代是一个各种地域文化并存、不同民族文化并存、不同阶层文化并存的时代。唐代诗人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因此，唐诗是由不同声部构成的一曲恢宏的大合唱，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人就是不同乐段上的天才领唱。

唐代是文化繁荣文明远播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形成不同文化的“双向馈赠”

记者：我们知道，唐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有一种繁荣、富裕、强大、开放、虎虎有生气、充满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的精神气质。唐代文化繁荣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

李浩：作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统一帝国，唐代综合国力强盛、文教昌盛、文明远播，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这本书里曾这样写道：“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首屈一指的军事帝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在唐以前从未有过。”这些观点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唐代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唐代在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唐代在制度文明方面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出现有很大影响。盛唐精神文化的成就非常辉煌，在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宗教及科学方面建树颇多，形成了制度文化逐渐完善、审美文化达到高潮、民族文化频繁交流、多元文化构成和谐的特点。

盛唐文化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打破时空，影响了历代中原王朝，也影响了周边民族和域外世界。这给我们许多启示：一、树立文化的自主性。本根性、基质性、原典性的文化因素，应是源于本土的、自主开发的。二、涵养文化的多元性。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不失为创造和谐的策略。三、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像方言、古典诗词、古代服饰、古代祭祀礼俗等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作为文化化石与标本认真保存。四、促成文化的会通性。通过丝绸之路等促进文化的多向交流、互动互鉴。五、构筑先进的外向型文化。用文化彰显自己的软实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记者：唐代是丝绸之路兴盛的时期，前期，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再度复兴，中期之后，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兴盛。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融汇，也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力。您曾经在文章中提到，唐代文化与丝路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中外文化的“双向馈赠”和文明互鉴，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李浩：唐代有大量外国人来长安学习、经商、游历，并将所习得的先进知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在域外广为传播。在海外，“唐”成了中华文明的代名词。沿着丝绸之路与唐王朝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仅《唐六典》记载有名称的就达七八十个。

唐代文化与丝路文化是相互影响、交融促进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外文化的“双向馈赠”和文明互鉴。

一方面是唐代先进文化的输出。唐朝由于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十分强大，文化也属于当时的先进文化，经由不同人群、不同方式传往海外。比如当时因怛逻斯战事滞留西域的一批唐人，将纺织、养蚕、制造火药等技术传播到了中亚，并在撒马尔罕开办了一个造纸作坊，于是植物纤维纸就传到了中亚地区，后来又传到了西亚、土耳其乃至欧洲，取代了羊皮纸，中国的先进发明也经由丝路传到了欧洲。再如日本遣唐僧人遍照金刚，把唐代成熟起来的格律诗具体作法及相关文献记录成书，传到了日本。新罗（今韩国）人崔致远，来唐朝留学并参加了宾贡科的考试，还在唐朝做官，后来又回到新罗，有用汉文创作的诗文集《桂苑笔耕集》传世。

另一方面，外来的医药、音乐、舞蹈、绘画等大量涌入，与本土文化融合化用，相得益彰。唐乐中大量引用西亚、南亚、中亚等地区的音乐。还有一些唐代僧人、学者沿着丝绸之路外出学习，将西域文化带入了中国。如隋唐时期的裴矩，留下了一部记载丝路文化风物的重要著作《西域图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名气更大。咱们陕西大荔县的沙苑，曾经是养汗血马的马场。汗血马就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过来的，又称“天马”。还有景教，一般认为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教派，西安碑林博物馆至今保存有记载唐代景教情况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我这里特别要提到大诗人李白。根据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李白无论从家庭、经历还是诗歌创作，都与丝路文化有着比同时代其他诗人更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李白诗歌是唐代汉民族文化与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多元共进的结晶。如果我们把丝绸之路的历史看作一种新视角下的世界史，那么李白诗歌就是这部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璀璨耀眼的篇章。

唐代长安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国际大都市，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有更大作为

记者：唐代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它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怎样还能做得更好？

李浩：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长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文化多元，建筑壮丽，人口众多，生活丰富多彩，集中呈现了唐王朝的强盛、繁荣与开放，成为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的中心。

唐代长安是连接欧亚的交通枢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据史料记载，唐代长安人口最多时达百万，其中，来学习、经商、旅行、传教的外国及外族人有数万人。唐朝官方专门设有鸿胪寺、礼宾院这样的对外管理机构，有“西市”这样的国际贸易区域，为了有效地管理胡人和胡商，还专设了“萨宝府”。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丝路文化在唐代长安的遗迹，以及外来人口在唐代长安的居所故地，得窥一斑。前者如保存至今的大慈恩寺、荐福寺，后者如域外来客就住的鸿胪邸舍、鸿胪客馆（今西安含光门内甜水井街至四府街一带）。此外，近年来西安新发现的一些碑志和墓志，上面刻有鲁尼文、粟特文，也证实了外来人口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唐代的开放包容，可以说从长安的国际化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国际化的长安，将丝绸、纸张、茶叶、瓷器这些“最中国”的商品销往海外，使超越时空的唐诗经典流传到了海外。前面提到，白居易的诗在海内外广受欢迎，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连来华的商人也热衷收购“白诗”，还能辨出真假。日本早期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说叫《源氏物语》，其中引用了很多首白居易的诗。这些传播久远的唐诗经典，在诗作内容上，以其所包含的人类共有的基本情感、基本价值而具有世界性，比如赞美母爱、书写爱情、描摹自然、向往和平、表达悲悯、对生命的终极叩问等。

今天，国际化都市可以更好地实现文明的双向馈赠和文明互鉴。西安建设国际化都市也可滋养古典诗歌世界的土壤。诗因景成，景借诗传，这就是城市形象与诗歌文化的“互粉”，国内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有好的实践。唐诗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西安在新时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应有更大作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西安具有丰富的、立体的、独特的遗址学和博物馆学价值，可以参考中外优秀的文化古都建设范本，以文化敬畏来理解文化自信，来做文化保护、文化恢复和文化开发。

记者：在今天这样一种全球化、智能化浪潮席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该如何强化中华文化的固有特色？如何凸显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李浩：费孝通先生曾经有一个观点，是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我们对传统文化不能仅仅是“弃旧图新”，更需要“推陈出新”“温故知新”，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获得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智能化使得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接触碰撞愈发无可回避。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国人从看世界到看自己，从“向外求”到“向内求”，从对各种文化的了解对比中，发现自己的特点、自己一些好的东西。这正如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在海外留过学、学习过西方文化的学人，归来后又力挺中华文化，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益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比如运用“革故鼎新”的智慧推进改革，将“万物并育”的古训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协和万邦”等理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民族精神的养成，还是治国理念的涵育，萃取其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这些年，我们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其中，主要包括《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研究”丛书两项成果。对它们的整理研究为中国隋唐历史、社会、文学、艺术乃至丝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新材料、新个案。前期相关成果还有《摩石录》《古壁丹青：昭陵唐墓壁画集》等，这一系列成果使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科从满足“书斋式”研究，走到了新材料研究的上游、新文献发布的前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重传习、重践行。在此，我愿借用陈寅恪先生和钱穆先生的两段话以示心迹：“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希望将来在我们后代的知识结构中，都能有华夏民族最经典的文本打底，使其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识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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